44天：织的时光
与春风得意的叶圣陶相比,同是十八岁的年轻人,吴宓的日子可不太好过。他从北京辗转逃来上海,已经有两个月了。清华复学无望,而且随着局势的发展,好像是越来越无望啦——首都都改了地方,庚子赔款还会继续投往北京的海淀镇吗?
回归清华既然希望渺茫,学业总要继续。吴宓思量再三,终于决定与几位同乡一道,报考设在上海梵王渡的圣约翰学堂。这是教会办的学校,比较稳当,学的课程与清华也较易对接。
1月29日,吴宓与同乡到黄浦滩游逛,下午回寓时落了大雪,絮飞片片,南方的阴冷让北方青年吴宓很不习惯。当夜三点,对街的馥康里失火,迅即延烧了六七家。寄居在姑丈家的吴宓冒着雪后的冷,披衣站在弄堂口观火。“当火之时,居人号呼,警吏奔驰。火映水汽,半天空皆红色辉耀,火星四迸。而屋之焚烧或倒落,复时作劈拍震击之声”吴宓不禁在日记感慨:冯国璋攻入汉口时那场大火,自己虽然未能目睹,看看这场小火,也能想象当时的惨状啊。
第二日清晨,吴宓又到火场看视,火烧后的余烬,雪化后的水流,混在一起,流得遍街都是。失火的家庭,站在寒冷的户外,守着仅余的什物,衣冠不整,面色懊丧。听说,这些住客大都是避联军攻城之乱,从南京迁来的
吴宓的故乡陕西,此时也在水深火热之中。甘肃的升允仍在猛烈地向东攻伐,时事新报甚至报道说西安已被攻陷。陕西多番告急。旅沪的陕西商人,连日在一品香等处聚会,策划成立救援队与运输队。民立报的于右任伯伯,吴宓的生父吴建寅都参与其中。
这些事轮不到吴宓管。他的头等大事是应考,2月5日,四点即起,六点半出发,八点钟入考场。出乎吴同学的意外,英汉考题都相当浅易。在考场还碰到三位清华同学——看来大家对清华前途都很悲观。可惜吴宓太紧张,竟然忘了问他们的住址,不然也可以联络联络,抱团取暖。
两天后,圣约翰学堂的录取名单登在民立报上,吴宓与清华的两位同学都取中了。接下来是陪未考中圣约翰的表哥胡仲侯报考麦伦书院,忽忽又过了五六天,中间几次去民立报馆看望父亲,多见不着,只听说有“同乡败类”集会反对于右任伯伯,大家公推吴建寅去南京向于伯伯说明情况,以谋对付之策。
待得2月12日,终于见着了父亲。吴建寅告诉吴宓,圣约翰的学费不必担心,陕西商号汇款。吴宓希望能跟父亲长谈一次,但吴建寅忙着送“豫晋秦陇红十字会”乘船往西北战场,只能向吴宓点点头:“改日吧,改日咱们谈谈。”
2月13日,上海大雨。几天来都觉得身体不适的吴宓“枯坐楼中,寂寥实甚,无术消遣”终于病倒了。吃了几粒仁丹,似乎也不管用。而且上海的冬天实在过不惯,吴宓口角冻裂,张不了嘴,吃饭说话都很辛苦“诸种交至,益觉怅怅”这“怅怅”中大概不包括昨日清帝的逊位,今天孙中山的辞职。
密切关注政权交接大事的上海客,是早就自许“清国遗老”的郑孝胥。他的日记自然坚持不用阳历,但人 在上海,对新历要敏感得多。1912年1月1日,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:“今日乃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元旦也。朝廷欲改用阳历,宜以今日宣布,闻项城有此意,竟不能用,惜哉!”
他“惜哉”的是南北所争,不在大局,而在私怨。在郑孝胥看来“前日朝廷所颁信誓十九条,大权全在国会,政治改革之事已无可争。今革党欲倾覆王室,清臣欲保存王室,实则王室已成虚号,所争者乃对于王室之恩怨,固与改革政治毫无关涉者也。若争此而战,则所谓自乱自亡而已。”
郑孝胥觉得,南北议和尚未成功,南京方面就召集国会,决定政体,企图以此逼北京政府屈服,还自以为得计,实在愚蠢兼搞笑。“使政府在北京亦集国会,决定君主政体,亦行颁布,则如之何?”而且“此次选举总统,止十七人,孙文得十六票,黄兴得一票,遂自称全国公举,真可笑杀人也”
1月14日,郑孝胥在日记里怀念起故人端方来。当日端方两次来电,求郑孝胥同往四川,郑孝胥坚决不允。如果阴阳异途,总不免会想:倘若当日我去了,是不是端陶斋就可以不死?而今回头想来,有两条路:一,未从武昌出发,先请入都,声称要密奏方略,电报发出马上启程北上,到了北京,再设法拖延,那时武昌事变或许已起,或许被平,连四川或许都不必再去,这是上策；二呢,是入川后驻兵重庆,武昌新军不稳,让他们直接赴成都平乱,自己再从陕西、贵州调兵来护,即使来不及,重庆的新军也靠不住,至少兵变时可以逃进某国领事署,也不至于被害。郑孝胥盘算了半晌,觉得端方号称满臣能员,智不足以自救,难怪清室倾覆在即
这些话都只是在日记里说说,对外,无论是南京来人联络,还是上海领事会要反对陈其美,郑孝胥都不参与,表示“久无动静,真守中立”
从1月1日到2月12日,中国存在着两个政权,两套历法,同时也处于“战”与“和”的十字路口。这一段交织的时光,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了不同的烙痕。
郑孝胥希望南北议和成功,但国会必须在北京召开,否则“南方人民惧革党之恫喝,终不能抱定主见”所谓主见,便是君主立宪。郑孝胥引大陆报上的评论说:美国虽号共和,却接近立宪专制,总统的职权很像从前的英王,反而今日之英国“虽曰君主立宪,实最有共和之精神”
吴宓也支持南北议和,因为他的家乡陕西,正在承受着新旧两个阵营的拉锯战,只有南北实现和平,陕事才能平复。即使回不去清华,也能在上海好好念书。
叶圣陶则最激进。他赞同天铎报发起国事纠正会的举动,认为连“优待清室条件”都大可不必:“民国之中固人人平等,无或超出者也。清帝既逊位,则只居于齐民之列；既齐民矣,何以曰优待?优待即不平等也。”“进而言之,是谁之位而乃曰‘逊’?必待其逊,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。故苟其见机而自去,则为至善；如不自去,则北伐军队在,令之肯去亦去,不肯去亦去。”(2月13日日记)不肯让位,那就打呗!
我们印象中主持语文改革、写童话的白胡子老先生,那时真是年轻啊。 展开全部内容
回归清华既然希望渺茫,学业总要继续。吴宓思量再三,终于决定与几位同乡一道,报考设在上海梵王渡的圣约翰学堂。这是教会办的学校,比较稳当,学的课程与清华也较易对接。
1月29日,吴宓与同乡到黄浦滩游逛,下午回寓时落了大雪,絮飞片片,南方的阴冷让北方青年吴宓很不习惯。当夜三点,对街的馥康里失火,迅即延烧了六七家。寄居在姑丈家的吴宓冒着雪后的冷,披衣站在弄堂口观火。“当火之时,居人号呼,警吏奔驰。火映水汽,半天空皆红色辉耀,火星四迸。而屋之焚烧或倒落,复时作劈拍震击之声”吴宓不禁在日记感慨:冯国璋攻入汉口时那场大火,自己虽然未能目睹,看看这场小火,也能想象当时的惨状啊。
第二日清晨,吴宓又到火场看视,火烧后的余烬,雪化后的水流,混在一起,流得遍街都是。失火的家庭,站在寒冷的户外,守着仅余的什物,衣冠不整,面色懊丧。听说,这些住客大都是避联军攻城之乱,从南京迁来的
吴宓的故乡陕西,此时也在水深火热之中。甘肃的升允仍在猛烈地向东攻伐,时事新报甚至报道说西安已被攻陷。陕西多番告急。旅沪的陕西商人,连日在一品香等处聚会,策划成立救援队与运输队。民立报的于右任伯伯,吴宓的生父吴建寅都参与其中。
这些事轮不到吴宓管。他的头等大事是应考,2月5日,四点即起,六点半出发,八点钟入考场。出乎吴同学的意外,英汉考题都相当浅易。在考场还碰到三位清华同学——看来大家对清华前途都很悲观。可惜吴宓太紧张,竟然忘了问他们的住址,不然也可以联络联络,抱团取暖。
两天后,圣约翰学堂的录取名单登在民立报上,吴宓与清华的两位同学都取中了。接下来是陪未考中圣约翰的表哥胡仲侯报考麦伦书院,忽忽又过了五六天,中间几次去民立报馆看望父亲,多见不着,只听说有“同乡败类”集会反对于右任伯伯,大家公推吴建寅去南京向于伯伯说明情况,以谋对付之策。
待得2月12日,终于见着了父亲。吴建寅告诉吴宓,圣约翰的学费不必担心,陕西商号汇款。吴宓希望能跟父亲长谈一次,但吴建寅忙着送“豫晋秦陇红十字会”乘船往西北战场,只能向吴宓点点头:“改日吧,改日咱们谈谈。”
2月13日,上海大雨。几天来都觉得身体不适的吴宓“枯坐楼中,寂寥实甚,无术消遣”终于病倒了。吃了几粒仁丹,似乎也不管用。而且上海的冬天实在过不惯,吴宓口角冻裂,张不了嘴,吃饭说话都很辛苦“诸种交至,益觉怅怅”这“怅怅”中大概不包括昨日清帝的逊位,今天孙中山的辞职。
密切关注政权交接大事的上海客,是早就自许“清国遗老”的郑孝胥。他的日记自然坚持不用阳历,但人 在上海,对新历要敏感得多。1912年1月1日,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:“今日乃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元旦也。朝廷欲改用阳历,宜以今日宣布,闻项城有此意,竟不能用,惜哉!”
他“惜哉”的是南北所争,不在大局,而在私怨。在郑孝胥看来“前日朝廷所颁信誓十九条,大权全在国会,政治改革之事已无可争。今革党欲倾覆王室,清臣欲保存王室,实则王室已成虚号,所争者乃对于王室之恩怨,固与改革政治毫无关涉者也。若争此而战,则所谓自乱自亡而已。”
郑孝胥觉得,南北议和尚未成功,南京方面就召集国会,决定政体,企图以此逼北京政府屈服,还自以为得计,实在愚蠢兼搞笑。“使政府在北京亦集国会,决定君主政体,亦行颁布,则如之何?”而且“此次选举总统,止十七人,孙文得十六票,黄兴得一票,遂自称全国公举,真可笑杀人也”
1月14日,郑孝胥在日记里怀念起故人端方来。当日端方两次来电,求郑孝胥同往四川,郑孝胥坚决不允。如果阴阳异途,总不免会想:倘若当日我去了,是不是端陶斋就可以不死?而今回头想来,有两条路:一,未从武昌出发,先请入都,声称要密奏方略,电报发出马上启程北上,到了北京,再设法拖延,那时武昌事变或许已起,或许被平,连四川或许都不必再去,这是上策；二呢,是入川后驻兵重庆,武昌新军不稳,让他们直接赴成都平乱,自己再从陕西、贵州调兵来护,即使来不及,重庆的新军也靠不住,至少兵变时可以逃进某国领事署,也不至于被害。郑孝胥盘算了半晌,觉得端方号称满臣能员,智不足以自救,难怪清室倾覆在即
这些话都只是在日记里说说,对外,无论是南京来人联络,还是上海领事会要反对陈其美,郑孝胥都不参与,表示“久无动静,真守中立”
从1月1日到2月12日,中国存在着两个政权,两套历法,同时也处于“战”与“和”的十字路口。这一段交织的时光,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了不同的烙痕。
郑孝胥希望南北议和成功,但国会必须在北京召开,否则“南方人民惧革党之恫喝,终不能抱定主见”所谓主见,便是君主立宪。郑孝胥引大陆报上的评论说:美国虽号共和,却接近立宪专制,总统的职权很像从前的英王,反而今日之英国“虽曰君主立宪,实最有共和之精神”
吴宓也支持南北议和,因为他的家乡陕西,正在承受着新旧两个阵营的拉锯战,只有南北实现和平,陕事才能平复。即使回不去清华,也能在上海好好念书。
叶圣陶则最激进。他赞同天铎报发起国事纠正会的举动,认为连“优待清室条件”都大可不必:“民国之中固人人平等,无或超出者也。清帝既逊位,则只居于齐民之列；既齐民矣,何以曰优待?优待即不平等也。”“进而言之,是谁之位而乃曰‘逊’?必待其逊,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。故苟其见机而自去,则为至善；如不自去,则北伐军队在,令之肯去亦去,不肯去亦去。”(2月13日日记)不肯让位,那就打呗!
我们印象中主持语文改革、写童话的白胡子老先生,那时真是年轻啊。 展开全部内容